乌雷 | 无量之物

马刺画廊荣幸地宣布将于秋季呈现著名艺术家乌雷（1943—2020）的首次亚洲个展“无量之物”（ULAY: The Great Journey），他是宝丽来摄影、身体和行为艺术的先驱。展览由画廊合伙人来梦馨（Sherry Lai）和乌雷基金会总监哈娜·奥斯坦·奥日博尔特（Hana Ostan Ožbolt）共同策划。乌雷与中国有着长期且深厚的关系，这片广袤和伟大的土地激发他创作了大量作品——它的风景、文化、宗教和人民给予了他一系列作品的创作灵感。这次展览是一次穿越乌雷艺术作品与生活的旅程，关注三个不同的时期：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艺术活动、他在1976年至1988年间与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的合作和他在90年代末的个人创作。身体是一个参考、是一个起点，也是乌雷卓越运用的媒介。“我一开始使用宝丽来相机，是把镜头对准自己的——我称之为‘自动宝丽来’拍摄法——并立即发现了它的表演元素。拍摄宝丽来照片对我来说是一种表演性行为。我是在镜头前表演。”[1]在70年代早期，不仅仅限于创作方法，在创作主题上乌雷也极具先锋性，他通过无数种方式操纵宝丽来相片来捕捉自己身体的变化，例如探究身份这一主题的《白色面具》（White Mask，1973）和《乱序警句》（Anagrammatic Aphorism，1974—75）。没有观众的在场，乌雷在转瞬即逝的私密表演中探索了社会构建的性别问题——《她/他》（S'he，1973—74）中他带上了半男半女的面貌，在《修整伤痕》（Retouching Bruises，1975）中他更关注摄影如何游走于真实和虚幻之间。自1976年至1988年，乌雷和当时的伴侣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合作。他们在爱情和工作上强烈的共生关系持续了12年。乌雷不再深挖性别问题，而是与阿布拉莫维奇一起用前卫的行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，将彼此推向新的、甚至更加极端的、无人涉足的领域，创作挑战情感和身体的作品，考验身体和精神的能力，质疑传统的性别气质。通过他们的行为表演，他们无可争议地在行为艺术史上独树一帜。马刺画廊将展出他们标志性的表演《静止能量》（Rest Energy，1980）。在四分钟的时间里，乌雷持箭、阿布拉莫维奇持弓，他们身体倾斜以身体的重量将弓拉满；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。两个麦克风记录了他们的心跳和呼吸声，随着这场关于完全彻底的信任的表演的进行，他们的心跳和呼吸也越来越强烈。宝丽来系列作品《星期三—星期六》（Wednesday–Saturday，1987）与他们表演实践相辅相承，专注于意识状态、精神能量、超凡的冥想和非语言交流。 1986年，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第一次访问中国。在早期的旅行计划中，这对情侣打算在长城中心结婚，但旅途最后他们用一个拥抱结束了他们的关系。在不朽的作品《情人·长城》（The Lovers: The Great Wall Walk，1988）中，他们从长城的两端相向步行了90天——当时这是一个尚没有任何西方人完成的旅程。在与中国政府进行了八年的谈判并为该项目筹集资金后，艺术家们获得了进行这项表演作品的许可。阿布拉莫维奇从长城的东端（渤海之滨的山海关）开始向西行走；乌雷从长城的西端（戈壁滩西南的嘉峪关）向东行走。两人持续向对方走去的两千公里中，他们也记录了这场旅程。展览将展出乌雷的宝丽来照片《中国——长城沿线》（China – Along the Great Wall，1986—1989），它们记录了沿途风景与他一路所遇之人，以及他当时的私密日记。受长城建筑启发的大型铝制门状雕塑《门，98》（Mén, 98，1988—89）也将展出，这是艺术家极少数量的雕塑作品之一。 1988年6月27日，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在陕西省神木市的二郎山相遇。长城漫步，最初是为了确认他们的爱情，最终却成为这段20世纪最著名而高产的艺术伙伴关系结束的标志。《情侣》（The Lovers，1989）是乌雷在1989年创作的中型尺幅宝丽来系列作品的标题，通过纸偶的表演，在宝丽来相机前上演了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长城漫步。乌雷当时的妻子丁小松通过操纵纸偶来解释这个故事，并为表演增加了新的参考层次。最后一幕是丁小松点燃了纸人，暗示了他们关系的结束，同时也宣告了乌雷生活新篇章的开启。探索宝丽来摄影媒介的极限并从根本上融合摄影和行为表演，促使乌雷使用更大画幅的宝丽来相机，包括20 × 24英寸的相机（《情侣》和《星期三—星期六》系列）和最大的40 × 80英寸相机。此次展览将首次展出名为《低语》（Whispers，1993）的大尺幅宝丽来摄影作品（约240 × 110厘米）。在欧洲作家萨缪尔·贝克特（Samuel Beckett）和萧沆（Emil Cioran）的虚无主义文学的影响下，该系列的作品反映了乌雷的内心状态，同时也延续了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：表演性“自拍”，作为虚实象征的花瓶、死亡象征的骷髅与生命象征的水和种子。90年代中期拍摄的系列《孤挺花》（Amarilys，1997—2018）也深入了对这些主题的探索，正如乌雷所说，“它清楚地呈现了我探求的事物”。乌雷的一生通过世界旅行游走于与不同文化和人与人的关系，探索身体与精神的状态及其发展。他对身份问题的终身考察是一个“舍却所学——忘记我那些赖以自圆其说的价值观与定论”的过程。“我期待的是更多的流动性，不再那么具体……我开始看到，一切都在不断地运动：生命在于变化。”[2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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